(好人好事）广西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奔跑在生死之间的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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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与亲人阴阳分离，最幸福的事莫过于看到亲人去世重生。广西有一个特殊的志愿者群体——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作为爱与生命的传播者，在生死边缘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的离别与重生、欢乐与感动，继续书写着人间大爱。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向公众宣传器官捐献知识。李霞提供

处理死亡

来自桂林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郝伟在谈到自己的工作时介绍说:一位遭遇车祸的患者躺在医院的icu病房里。虽然他还有正常的条件反射，但是在主治医生眼里，他活下来的希望很小。病人的妻子提出捐献器官，但遭到父母双方的反对。

老人认为既然身体还有反应，就有活下去的希望。之后医生尽力治疗，但患者的反射逐渐消失。这时，协调员走上前来，对老人说:“他的眼睛和肾脏还不错，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生存，别人可以戴着眼罩看世界。”最后，老人含泪在捐赠同意书上签了字。

处理死亡带来的是渴望，人体器官捐献的协调者是中间的“摆渡人”。对他们来说，正确地与他人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遇到的最常见的情况是，一和家人说话就冷眼相待。

“沟通需要注意时机。”百色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朱红艳说:“当病人还醒着的时候，如果我们和家人交谈，他们会认为我们不安和善良。如果家人太激动，就无法沟通。”

与时间赛跑

器官离开供体身体后，移植到受体体内，医学上称为“冷缺血”时间。“冷缺血”时间越长，器官质量和受者预后越差。所以器官移植是一场生命和时间的赛跑。

“只要电话一响，不管刮风下雨，多累，都要开始工作。”桂林市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李霞表示，很多捐献者都是因颅脑外伤或脑血管疾病导致的脑死亡患者。意外事故的不确定性和心脏骤停后获取器官的及时性决定了协调员必须一天24小时袖手旁观，“按你说的去做，日夜忙碌”。

李霞因为工作压力和年龄的关系，经常失眠。一天晚上，她刚吃了安眠药，电话响了，她想开车去医院作证。然后，安眠药开始起效。为了保持清醒，她不得不用冷水洗脸或用手拍拍脸，直到她亲眼目睹。

郝伟还记得，为了给更多的患者一个重生的机会，他曾连续17天前往桂林和贺州，与捐赠者家属协调各种事宜。

据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截至去年底，广西遗体和人体器官(组织)捐献444例，居全国首位。这个数据体现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汗水和心血。

任中任重道远

2011年，广西开始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应运而生。他们主要是红十字会或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必须参加考试并持证上岗。到现在，这支队伍只有七八十人。

作为其中一员，李霞见证了广西人体器官捐献的进程。她说捐献人体器官的工作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沟通方式和工作方法在工作中慢慢摸索，法律法规也在逐步完善。现在，广西设立了器官捐献专项基金，建设了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积极推进《广西遗体器官捐献条例》的立法工作。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身体上受皮肤影响的父母。如今，经过多年的宣传，人们逐渐接受了器官捐献，甚至有家庭成员主动提出捐献。

“但这远远不够。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器官捐献，”郝伟说。“这些年来，器官捐献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协调失败的概率更高。这个工作还在任中。路还很长。”

来源|南华早报客户记者阮翠

编辑|赖吴辉